大家 | 在独墅湖听场毕飞宇的小说课——写作者与朗读者

摘要: 是小说家还是朗读者?我是谁?我们为你呈现讲座精彩内容~

10-31 19:41 首页 苏州大学团委

2017年9月16号晚7点,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著名作家毕飞宇老师应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邀约,莅临苏州大学,于我校601号楼音乐厅成功开展以“写作者与朗读者——毕飞宇的小说课”为题的文学讲座。

讲座现场极为火爆,早已挤满了慕名而来、翘首以待的苏大学子,毕飞宇老师的出场收获了热烈的掌声,文学院王尧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对毕飞宇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苏大学子分享交流表示真挚的感谢,并高度肯定了他为中国文学界所做的贡献:在90年代打破束缚,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世界,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在作品中通过多种视角审视空间,方位多元,创作手法丰富;是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和喜爱的当代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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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环节

毕飞宇老师紧扣“写作者与朗读者”,与同学畅谈自己创作时的心路历程。他将自己分别定位为“写作者”和“朗读者”,先作为纯粹的“写作者”进行创作,再以“朗读者”的身份反复阅读修缮自己的作品。其中,毕飞宇老师提及作品也需要有自己的“嗓音”,本着被朗诵的可能性坚持赋予作品以音乐美,从而使小说语言获得极大的提升。此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身份的互换完成对作品最重要的“体谅”,通过对人物的感同身受来贴近角色、塑造角色。“写作者”过度膨胀的自信需要通过他本质的身份,即“朗读者”来矫正过往,打击、警醒和提示“写作者”,通过两个身份不断制衡,最终满足读者的期望和作者的需要,并使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性得到循序渐进的升华。

 

整个讲座深入浅出,毕飞宇老师通过与朋友导演娄烨夫妇的问答、童年时期父亲对他的读诗指点、创作短篇《玉秀》时的心路历程等亲身经历,讲述了“写作者”与“朗读者”在自身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相互制衡的关系。他作为小说家的幽默、敏锐和理性在他的分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新奇的角度、独到的见解、挥洒的语言和亲和的态度深深折服了现场的观众,令全体师生受益匪浅。

 

 精彩语录 

1、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但本质性的身份只有一个。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时都带着自己的身份,这是容易被大部分人忽略的事实。

2、我建议你,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在生活中决定做什么样的人,你做好研究一下自己,我究竟是谁?找到那个真正的身份后,无论从事怎样的工作,过怎样的生活,都会有所帮助。

3、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我成为了一个小说家。于是我就给自己一个要求,如果有人拿我的小说来读,我希望它读起来是好听的。

4、作为作者觉得出彩,作为读者无法接受,两个身份相互胶着。“写作者”过度膨胀的自信,需要通过其具备的本质身份“朗读者”来矫正过往,打击、警醒和提示写作者,两个身份不断制衡,最终实现满足作者的需要和读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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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环节

在第二环节中,来自唐文治书院的同学们,朗诵了毕飞宇小说作品中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青衣》、《推拿》、《玉秀》、《哺乳期的女人》片段。用声音的方式,将文字展现在大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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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Q1:您的作品中,会有很多两个角色之间的心理博弈,您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非常享受角色转换的创作过程?

A:一定的。写作的时候,许多时候我自己在和自己博弈,哪怕手上没有在写,吃饭散步的时候都很纠结。写作一定有它的痛感,但问题就在于,我们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经常到戏剧院去看戏,我们听音乐、看小说,所有和艺术亲近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接受艺术的时候,不仅仅是享受,有时候是为了那个痛感才去接近艺术。

审美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东西,它和肉体的享受有本质的区别,肉体的享受大部分和快感联系在一起,精神的享受通常是痛感和快感同时存在的,这就是艺术审美的特征。所以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作为一个艺术家,承受痛苦是他的本分、是他的工作。

 

Q2、一部作品,一个是写作者一个是朗读者,可能还有评论者还有翻译者,评论者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帮助?

A:你刚刚分出了几个身份,读者、写作者、评论者、翻译者。我们能不能把评论者、翻译者去掉。因为在我眼里,评论者首先是读者,翻译者也是读者。当你把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学家,从读者中拎出来的时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世俗的。如果作家的心里只有读者,把批评家、文学史学家、评奖的评委、报社的书评人、翻译家当做读者,内心会简单的多,内心会涌起一个服务的欲望。要知道,作家是要为读者服务的。

 

Q3、您笔下的青衣筱燕秋和作家毕飞宇之间发生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A:《玉米》、《玉秀》、《玉秧》和《平原》,它们是和我(作者)的生命有关的,我把我生命里的经验、经历、历程变成了这几个小说。但问题是,一个小说家,不仅仅是呈现他的经验,经历,思考,情感,他的人生道路。作家也是人,作家也有非常顽皮的时候,作家也有自己和自己闹变扭的时候,作家也有逞能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自己,我究竟有多勇敢。《青衣》,写在1999年,那一年我35岁,不是55岁、也不是65岁,一个35岁的年轻人不年轻,但是也不老,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不可能的事情。35岁的我就是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不是自己能写的东西。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写《青衣》,我对京剧一窍不通,在我的人生经历里,没有和任何演员打过交道。有一天晚上我意外的发现一本大学里买的书《京剧知识一百问》,我一直没看过,我就看完了这本书,用我仅有的一百块钱我去了纽约,然后我活着回来了。


Q4:小说拥抱了这么多可能性,那你的写作,你希望它能给别人一种指引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A: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文学老师,我更不是一个人生导师。宗教和文学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宗教在相当大的程度是承载道德,作家不承载道德。起码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在作家这里真正值钱的是对人性的理解,是作家对人性的包容,是作家对人性的无奈,因为这些作家会在对人性的理解、包容、无奈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不是别人承载的道德。正如雨果所说:“在绝对正确的正义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我看来,你个人承载着的道德是毫无意义的。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是怀着人道主义的写作。


Q5:我在听您今天讲座的时候想到了西方美学的一个概念“隐含读者”,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把朗读者毕飞宇放到隐藏读者里面吗?如果没有,您在创作的时候,您的隐藏读者是那些人呢?

A:福楼拜说过:“作者隐秘”。从福楼拜角度来讲是尽可能让作者隐去,从接受美学来讲,让读者隐去。毫无疑问,如果这两方都能成立,这两个隐去的“合谋”就是非常动人的。但是很难做到。如果选择其中一个,我宁可选择福楼拜而不是接受美学。我宁可不让自己作为“朗读者”的身份清晰一点,而愿意让自己作为写作者的身份更隐秘一些。因为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作家。当然我也是一个读者。


Q6:您觉得“史诗”模式困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而结交“小群体”对这个困境有什么突破?

A: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从五四运动开始之后,中国的文学必然是“史诗”文学,因为中国文学运动是伴随着五四运动起来的,五四运动和救亡运动联系特别紧密。所以当一个文学从业人员刚刚从一个世纪初拿起笔时,他的心中承载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其实就是“史诗”模式。

第二:中国是没有小说传统的,五四之后,小说传统走进中国。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小说传统占据中国小说重要比例。五四之后的新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接受更为广泛的不仅仅是小说文本,还有“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别车杜”都是民族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影响。他们美学思想中更多强调的是文学参与社会,文学参与国家的民族进程这一类的文学思想价值。五四以后,尤其是49年之后,中国全面接受苏联,一定有它的道理。无论是政治上、无论是经济上、无论是舞蹈上、无论是音乐上、无论是文学上,都是这样的模式。在长时间内,虽然我们的文学在和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有很大的区别,但在大体方向,价值取向大体类似。问题在于1979年之后新时期来到。文学开始多元化,所谓文学多元化就是价值观多元化。所谓价值观多元化就是一方面有些作家在因循五四的文学价值观,一些作家在因循俄罗斯苏联的作家,一部分作家在因循欧美的作家。欧美作家的价值观更多是延续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更多强调的是生命个体,而不是历史、社会。所以在大的背景下,新的时期文学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文学品种——先锋小说。

“史诗模式”不是在我这里削减的,是在先锋小说那里削减的。先锋小说其实并不具备原创的信息,但它在中国具有相当的价值,是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毁坏了、推翻了史诗模式。不用史诗模式写小说的作家理论上出现在90年代之后。因此我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多次向评委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不再坚持着所谓的“史诗”模式,他们终于承认非“史诗”模式的小说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获得茅盾文学奖是我的幸运,也是当代文学的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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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2018再听一场小说课



文编 / 袁雅琪 顾琳 王娜 韩亚超

摄影 / 吴雨辰

审核 / 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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